春节前夕，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首次成为一项重要议程。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艳玲看来，成都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成都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自然”，同时也是迈向“十四五”和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成都面对人民新需求的积极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一东一西两座城市不谋而合，这也表明，“人”是下一轮世界城市竞争的关键。
“是不是人口流入地，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何艳玲说，人才聚集是城市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的重要财富，但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物质层面的“公共服务拥挤”和非物质层面的“机会拥挤”，这恰好是城市治理要回应的重要命题。而“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就是成都对人口集聚红利所带来治理层面风险的精准化研究和预判。
城市的初心是“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站在历史新征程起点，成都的新实践，之于中国超大型城市探索更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环境下，成都的新实践又有何深意？
01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回应了新发展阶段人民最迫切的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成都提出“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并将此纳入市两会议题、写入“十四五”规划目标，释放了什么信号？
何艳玲：我认为，成都提出“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成都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敏锐捕捉人民和人民需求的变化，并用政策来回应和落地实现。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成都城市治理的发展过程：
从回应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推动社区发展治理，到全面推动公园城市建设，再到将社会思维、空间思维、美学思维等新的治理维度嵌入治理过程，成都的思路都是以社区为小切口，以党委政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驱动，用人本思维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成都一直在探索将城市发展治理的触角，深入到人民的生活本身。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成都在自有改革路径上的改革升级，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不断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为核心驱动，并在政策上不断深化、细化。这背后，是党委政府强烈的责任驱动。这种责任，就是积极地回应人民重大迫切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我们注意到，“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举措，但不仅仅是民生，也有很多内容涉及城市格局、产业或治理，您如何看待成都这种定义“幸福美好生活”的方式？
何艳玲：幸福生活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立体系统，其包括生存和发展，也包括生活和福祉。幸福感，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综合概念。
一方面，“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了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但它不是解决底线式问题，而是以人为核心，着眼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让市民更有安全感、归属感。这是幸福生活的内容。
另一方面，“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也包括产业和经济发展，产业和发展是幸福生活的支撑。因此，它既强调了对人民生活的责任，也强调了对城市发展的责任。成都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定义，在逻辑链条上是完整的，也是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
02
成都回应了
超大型城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随着吸引力不断加强，人们加速涌入成都，人口急剧上涨也给城市发展治理带来挑战。作为一座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城市，“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如何助推成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何艳玲：是不是人口流入地，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成都的发展活力。
城市高质量发展靠人才，人才聚集才能支撑产业和相关行业发展，因此，人才赋予了城市的发展属性，人才聚集是城市非常重要的财富。
但不可否认，聚集会带来“拥挤”问题，也给城市的发展治理带来挑战。拥挤，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拥挤，如道路、设施、公共服务等，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的拥挤，如工作机会、社会纠纷等。这就需要政府对人才聚集所带来的风险未雨绸缪、提前预判，处理好“生产与生活”“活力与秩序”的平衡关系。“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成都对超大型城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回应，也是其意义所在。
什么是幸福？对个体来说，幸福就是“你所之需要，基本能实现”。这个实现机制，既源自个人的努力，也源自高质量的公共治理。“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是可量化、可落地的，也建立在对整个城市的人及人口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是成都对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的回应和布局，也体现了成都对未来风险精准化的研究和预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提到人才赋予了城市的发展属性。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产业及文化结构。您觉得目前的超大城市治理，应该如何厘清“城市”与“人”的关系？
何艳玲：首先要理解，“人”具有不同属性。人口，是自然属性，人口在城市中有各种生活和发展需求。人才，是社会属性，意味着城市的规模效益。同时，人还是价值、情感、文化的共同体，也是城市气质、精神、底蕴的创造者。因此，城市治理能力意味着城市必须在人的多重属性中、多重冲突中找到平衡。
我认为，一个好的城市，不一定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也不是只谈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城市，而是针对人的丰富属性，在城市政策、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找到人的多重属性的平衡。特别是，市民也需要以各种方式履行有关城市的责任。每一个城市的美好，都源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创造。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关键在于，它完整照顾到了人的各种属性。以“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内容为例，成都将此前频频提及的TOD、EOD一系列新的理念，具化成了实际内容，也就在发展与生活间寻找到了平衡点。“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也对“公园城市建设”做出了具化的部署。公园城市就是各种城市价值（包括生态、经济、社会、产业、社会治理等）更加平衡的城市。未来，成都会以此为龙头来实现全面城市治理现代化，并以此构建全新的城市竞争力。
03
成渝要担当起 撬动西部发展的城市功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作为一座西部城市，“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在城市能级跃升和城市功能转变上，有什么意义？
何艳玲：从大格局来看，中国东西部差距在不断缩小。
在工业时代，因为历史、地理和市场禀赋等原因，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但在当前，一些不太依赖运输的生产资料出现，如数据、技术、创新等，因此地理位置不再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城市和区域发展，需要一个“带头大哥”。某个区域的一个城市如果发展很好，对周围是有很强带动作用的。我们看到，以成都等城市为主的西部地区，它们这些年的发展正在改写中国城市和区域的经济版图。
成都是一个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均衡的城市，它有优秀的高校资源、相对扎实的产业基础，也有比较枢纽的地理位置，城市气候也非常宜居。因此，只要抓住机会，撬动更多对地理依赖性不强的优势产业，成都可以发展得更好。事实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布局就是在撬动更多新兴产业，并建构新的区域优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环境下，您认为成都未来将从哪些方面着力，以此构建新的比较优势？
何艳玲：循环，是产业、资本、人才的循环，是用最优势的行业或产业来撬动的循环，其中，经济和产业是关键环节。
高速发展的铁路运输系统加速了西部城市的发展，让西部地区迅速在“国内大循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成渝经济圈处于“国内大循环”的枢纽性位置，两地需联手打造、共同谋划产业经济，在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的同时，将优势产业做得更加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方面，中国此前的发展都是面向大海，而成渝经济圈的发展，是面向大江大河，这是成渝经济圈的中国意义。成渝经济圈在“国内大循环”里，其意义可等同于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等城市群。另一方面，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成渝不仅是要发展成渝，还要有更大的格局和使命，担当撬动功能将更大地区带动起来。因此，成渝经济圈在谋划时，还要把这个“圈”画得更大一点，视野更开阔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