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蔡君彦文许俊文摄影
“想让捐献？门儿都没有！”还没等做完自我介绍，他双手呈上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就被对方狠狠地摔在地上……多年过去了，杨青彦心中仍抹不去当年被拒时的阴影。
而他心里珍藏的，更多是感动。他曾在捐献者家属同意捐献亲人的器官帮助别人时，悲伤又感动地眼含热泪，也会悉心照护捐献者走好人生最后一程；为了让更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看到希望，他的手机常年24小时开机，曾经历过36个小时不合眼的忙碌，最长的一次协调足足努力了一个月。
杨青彦是河南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协调员）之一。如今他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摸爬滚打了十年。
十年经历是何感受？他说：作为“生命摆渡人”，协调员一边是死，一边是生，那种大起大落，一般人难以承受，一路艰辛，苦并快乐着，也让他更加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大爱的力量。
患者的眼神里充满着渴望
2004年，杨青彦从郑大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到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工作至今，现在是肾移植科的副主任医师。原本，他可以一直过着该坐诊坐诊、该手术手术的“有规律”的日子，可工作中等待肾移植的重症患者渴望的眼神，让他的发展轨迹有了改变。
“几乎每天都有尿毒症病人问：大夫，有没有合适的肾源？充满渴望的眼神。”杨青彦说，这些患者中，有的等一两年，有的等十多年，还有的病人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就离开了。
2008年，有一位读大一的女孩因慢性肾炎休学入院治疗，学校老师说，如果再做不了肾移植手术返校读书，她将面临退学的风险，女孩急的经常以泪洗面。幸运的是，当年下半年，女孩终于等到合适的肾源，手术后重返校园。后来，杨青彦看到女孩写的信，信中说：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礼物”，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再后来，女孩还通过微信告诉杨青彦，心怀感恩的她，已登记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当时，我国还没有实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制度。直到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始在天津、辽宁、上海等10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随后，河南、湖南等也被列入试点省(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也随之开启。
“2013年前，由于制度限制，我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零星地摸索着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直到2013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准入，必须是执业医师或者注册护士，才有资格通过培训、考试，持证上岗。”2013年夏天，杨青彦经过培训、考试后，于当年11月份拿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成为郑州七院的第一位协调员，也是我省首批协调员之一。看着贴有本人照片、盖有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和河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公章的红色小本，他很激动，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使命感。
第一次开口紧张到手心出汗
万事开头难。杨青彦的第一次协调就在郑州七院，时隔多年，他记忆犹新。
洛阳伊川一位56岁的男子在郑州打工时，突发脑出血，已没有自主呼吸，患者22岁的儿子守在ICU外一筹莫展。
杨青彦想试试看。可咋张口说？他盘算了快俩小时后，忐忑不安地走上前，紧张到手心出汗。“你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杨青彦，是郑州七院的工作人员，想代表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来跟你交流一下你父亲的病情，以及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可以吗？”他紧张地说完后，小伙子迟疑了一会儿，礼貌地回应：“你对我爸病情了解多少？他情况咋样？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对方对自己不排斥，让杨青彦的心里稍稍轻松一些，他帮忙分析了患者的病情，又带男孩进去看了父亲。出来后，男孩聊起家常，说家里穷，父亲有病舍不得吃药，来郑州打工供他和妹妹读书，“俺爸要是不在了，家里可咋办呀？”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杨青彦一番安慰开导后，顺势聊起了器官捐献，男孩回了一句：“器官捐献？是不是器官买卖？”
“不是。”他说，器官捐献是国家支持的阳光事业，可以让捐献者生命的一部分延续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大爱的体现。
男孩想了足足有两分钟，说需要跟家人商量。当晚，杨青彦向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报告后，与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起连夜驱车前往。山路难行，赶到男孩老家已是深夜，看着善良朴实、伤心哭泣的男孩母亲，杨青彦觉得空气一下子凝住了。
“妈，别哭了，人家从郑州来了，说说咱啥想法吧。”男孩开口后，杨青彦顺势讲了男孩父亲脑死亡、已没法救治的情况，“我们可以帮忙让叔叔生命的一部分在别人身上延续……”
听了他的话，满眼热泪的男孩母亲同意捐献丈夫的器官，但提出想见丈夫最后一面。
于是，杨青彦又连夜驱车带着这家人回到郑州，回到医院，已是凌晨5点。
“她进去后，拿毛巾给丈夫从头到脚擦洗了一遍，眼里含着泪，但忍住没有哭出声。”看着眼前的场景，杨青彦不禁泪眼模糊，感受到对方失去至爱的痛苦。
早上六点半，捐献者家属在医院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随着该男子病情加重，撤掉呼吸机后心跳停止。
人“走”后，器官如果不能在15分钟内及时获取，就失去了捐献的意义。随即，按照相关捐献流程，为捐献者在手术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在场全体医务人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鞠躬默哀，又通过紧张有序的手术，帮捐献者捐了一枚肝脏、两枚肾脏，使3名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得到救治。
第一次协调如此顺利，让杨青彦感动又激动，“非常感谢这善良的一家人，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听说捐献者生前喜欢西装可没舍得买，杨青彦和同事又帮忙买了套崭新的西装给捐献者穿上，又帮忙联系殡仪馆火化，直到送捐献者骨灰回到家……至今，他一直跟这家人保持着联系，隔段时间就问问有啥困难没，能帮的尽力帮忙。
证件被摔后感觉很委屈
虽然第一次“实战”努力促成了捐献成功，但接下来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一次次挑战、打击接踵而至。
“你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2015年8月的一天，杨青彦试着跟一位患者家属沟通时，还没介绍完自己，他双手递上的证件就被对方一把夺过，狠狠地摔在地上，“你这证是假的”！
“你可以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或河南省红十字会电话查询，核实身份。”他解释说，对方说：“我才不相信，想让捐献，门儿都没有！”
杨青彦弯腰把证捡起来，走了，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鼻子酸酸的。
这样的打击越来越多，有时候，费好大劲跟家属沟通好要捐献，约好几点见面，到时间了，对方却消失了；有时候，被患者的亲属围攻，一二十个人围着说难听话，最不堪时甚至被围困到“差点限制人身自由”。
他不是没想过放弃。作为临床医生，工作环境不差，哪用这样憋屈？可他转念又劝自己：器官捐献是阳光工程，是善举，多一个人努力，患者就多一份希望，还是要努力坚持。
2018年夏天，16岁的中学生瑶瑶因车祸导致重度脑损伤，判定为临床脑死亡，符合人体器官捐献条件。得知消息后，杨青彦和同事立即驱车前往，和家长沟通后，对方同意捐献，但前提是先救治，他尊重家属的意见耐心等待，一天、两天……一个月过去了，跟对方反复沟通了15次，家长终于同意捐献孩子的器官，使5名器官功能衰竭者得到救治。
他手机里还存着武钢一位70岁老人的照片，老人在独子脑死亡后同意捐献器官救人，说这是做善事儿。
“捐献者及家属的善举很伟大，愿意承受痛苦成全别人的幸福。”杨青彦说，协调员作为“生命的摆渡人”，能在捐献者生命的尽头，帮对方把最珍贵的生命礼物延续下去，帮助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重获新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近10年从未关过手机几年驾车行程超25万公里
“您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吗？我想问问，咋填报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现如今，杨青彦时常接到这样的咨询电话，还有人主动联系，想成为人体器官捐献义务宣传员。
随着我国新颁布的《红十字会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实施以及媒体对器官捐献大爱善举的广泛报道，器官捐献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参与的爱心力量越来越多，“杨青彦”们也越来越忙。
数据可见一斑。从2015年至2020年，郑州七院年度成功捐献案例从起初的十多例增长至五六十例。
记者采访当天，杨青彦为器官捐献奔波，忙得没顾上吃午饭。“我近10年来从未关过手机，生怕错过每一例捐献案例；我这几年驾车忙器官捐献协调的行程超过25万公里，北上黑龙江、南下湖南、西进四川深山、东至江西革命老区，我和其他协调员一样，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好生命的摆渡人。”杨青彦说，截至目前，他已参与完成300余例器官捐献案例，帮助全国各地800余名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得到救治。
让他欣慰的是，协调员队伍也愈发精干。3月31日下午，在省人民会堂举行的河南省人体器官捐献10周年宣传纪念大会现场，他一手带出来的协调员马媛作为优秀协调员之一，接受表彰。
“一路艰辛，苦累并快乐着。”他这样总结10年坚守。奔波劳碌、协调沟通之苦，不能陪伴家人孩子的相思之苦等，必须承受；可捐献者家属了却心愿后的释然，受者摆脱病痛、回归社会后的激动，又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让我带着这个心脏，替你去感受这个世界……”一位心脏移植受者托管床医生转交给捐献者家属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捐献者家属回信写道：只要你健康地生活，我们就放心了。
字里行间，透着人性的光辉，也让杨青彦更加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和我一样，每一位协调员面对的，一边是死，一边是生，当协调员越久，越觉得生命可贵，作为生命摆渡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尊重、守护生命，通过自己的努力传递生命的温暖，让更多人获益”。
